那就是刘峰不愿意。刘峰的心是爱她的，疼她，怜惜她，但身体不爱她，正如他的身体爱小惠，心却不爱，一回事儿。一个人一生，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，是太难得了，就像二十岁的他，碰到二十岁的林丁丁。
天下可爱女人多了，可爱的女人还得会唱歌，刘峰爱的是会唱歌的可爱女人。唱歌的女人也多了去，她们还必须像丁丁那样，圆圆的脑袋，细细的脖子，走路微张着两只小手，摔倒随时好撑扶似的。这都有了，她还必须常常“胃气痛”，抱怨得跟个孩子一模一样：“喏，这只胃胀得像只球！”
可也许所有让刘峰死爱的，都是假象的林丁丁。
“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亲密归亲密。”小曼说。“我到海南去看他，他当时有个女朋友，很年轻，重庆郊区人。他不爱她，就是做伴儿。”
小曼告诉我，刘峰后来跟她来往紧密是被他侄子逼的。侄子老给他说媳妇儿，尽说合些年纪不大的打工女，有一次竟然说了个三十岁的哑巴，刘峰终于求小曼帮忙，两人合做一餐饭，请侄子一家的客，侄子一家来到这个两居室，心就死了，也满意了，再也不给刘峰说媳妇儿，不过经常提出要到叔叔“婶婶”家暴搓一顿。此后常常就是侄子带酒和卤菜烧腊，小曼和刘峰做热炒和烧炖，充一回“天伦之乐”。
刘峰到了北京受雇于侄子的公司后，第二年，小曼也来了。小曼跟自己说，不是为了刘峰我才不接受那份讨厌的工作，护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堂叔，为他洗澡剪脚趾甲。什么样的老头儿啊？得有Mother Theresa那样圣女的耐心和无条件的善良，才能接受和坚持那份工作。工资是不错，她承认，但那是多让人厌烦的老头儿，指望你不花分文伙食费，你的伙食就是他扒拉得乱七八糟，撒得不剩多少的残羹剩饭。
要不是她能不时见到刘峰，她会炒掉堂叔的，炒掉堂叔的女儿，那个把所有中国大陆女人和包心生菜都叫成“大陆妹”的女儿，富得要死，抠得出奇。
她是第一个知道刘峰得了绝症的。那时堂叔已经归西，她不客气地接受了堂叔女儿的慈善，免费住在两居室里。
她把刘峰从医院接到两居室，照顾他，在他被化疗败尽胃口时为他做点汤羹，在他连翻身都翻不动的时候，架着他，用一把骨头的肩膀扛着他，在六十平米上遛弯。小曼就那样，整整三年，为我们一百多个消费了刘峰善意欠着刘峰情分的人还情。尤其替林丁丁还情。
小曼终究没有跟刘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。那个会爱的刘峰，在林丁丁喊救命的时候，就死了。
会爱的刘峰，只在他想起他的小林，梦见他的小林的时候才复活一下。没有人能救活那个会爱的刘峰，小曼知道，包括她，也救不活那个会爱的，会为女人肌肤发痴发迷的刘峰。
多少个悄悄揉圆的甜饼，悄悄在油锅里发出吱吱密语的甜饼，里面的糖是用当时一人每月四两的糖票买的，糖票是用省下的粮票换来的，那又是多少从牙缝里省下的口粮！为了口粮，苦孩子刘峰没学可上，小小人儿一天翻十小时跟头，翻得成了个刚刚一米六九的山东大汉。
刘峰的追悼会设置在医院的灵堂，只有五个人收到了通知，刘峰的女儿刘倩，侄子侄媳，小曼和我。名单是小曼确定的。
她用了几十年明白一桩事：她只能爱这个善良过剩的人。
小曼在她的悼词写了什么，我们无法知道了。从她手里的三张纸背面，能模糊看出一段一段的短句，像是一首诗。
太饱和的感情把小曼心里长久的沉默酿成诗，一定是凄美的，暗示她几十年对他难以启齿的表白：1977年那个初秋，他被我们逐出了红楼，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她爱上了他。
也许还要早些，她以心相许是在那个恶暑的午后，在排练厅使人走形的镜子前，在一群男子说一个年轻女子“馊、臭”的当口，在他们不肯哪怕触摸一下她的关头，他以他的善良背叛了他们，背叛了集体，给了她那一记触摸，坚实地把一只满是热汗的手掌搭在她身上。
小曼流着泪想，那是多么勇敢的背叛。她第一次为他流泪的日子，是他默默离开红楼，跟谁也没告别的早上。他死后她还用着流泪吗？
就在我们被迫撤离灵堂的时刻，我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。
取景框里，我看见的画面相当肃穆，除了我献上的一个花篮和刘倩献一个鲜花花圈，小曼到处摆满冬青树枝。冬青铺天盖地，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。
四十年前，我们的红楼四周，栽种的就是冬青，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，无论冬夏，无论旱涝，绿叶子永远肥绿，像一层不掉的绿膘。
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，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，一直骑到红楼下面。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，成都有雾——她记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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